专访|潘承玉:后疫情时代,越文化研究应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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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潘承玉:后疫情时代,越文化研究应如何发展?

【导言】

中国的学术格局呈现“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之貌。学术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各地域学术之间的互动、吸收与融通。有着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与学术研究,是促成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的相似性使各地域文化之间的对话更亲和。

那么,在中国文化格局形成的过程当中,越文化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后疫情”时代,地域文化研究前途如何?又当如何进行互学互鉴?10月24-25日,由绍兴文理学院、湖南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多元与一体:地域文化的特色与融合”高层学术论坛在绍兴饭店举行,50余位学者出席,共话地域文化的互鉴与融通,研讨地域文化的共建与发展。论坛期间,越文化研究专家、浙江省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潘承玉教授接受了凤凰网的独家专访。

以下是采访实录:

潘承玉:越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地域文化。一般认为,越文化是关于越族、越地、越人的文化,是越族、越地、越人文化的交融。越文化的分类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或者说,谈越文化的分类不如谈对它的界定分类更有意义。学术界对此一直有所探讨。对越文化的比较自觉的研究是从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蔡元培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成立开始的。当时有一批学者意识到,我们过去讲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温床,那南方呢,在中国文化发祥发展中难道没有地位?所以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始发掘、整理和研究江南地区的考古文化,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江南地区的古文化,特别是良渚文化。从当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4年,学术界对“越文化”的界定形成了几种看法:

1.从民族发生学角度来看,“越”首先指“於越”,因此,越文化首先是指於越民族文化。

於越民族是南方的一种独特的土著民族,这个土著民族是越国时期的主体民族,其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创造了先秦时期南方文化的辉煌。从文化的民族学来源或者发生学来源来说,越文化首先是於越民族文化。我们要研究越文化就是要研究三四千年前作为中华文明的早期的创造主体之一——的独特文化观念、技术、审美等等。

2. 从最早享名于世的形态来看,“越”指的是先秦越国,因此,越文化主要又指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文化。

“於越”为人所知还是因为越国。研究越文化,研究於越民族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越国时期的各种文化。比如说要研究越国的历史地位,越灭吴挺进中原有重大历史意义,在秦始皇实现中国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之前,越国统一了东南地区,实现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区域的一体化,比如说研究越国时期的物态文化如印纹硬陶、原始瓷和青铜器等等。

越国还有精神文化,当时越国有很多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像范蠡、文种、计然等人,他们当时带来了楚囯和北方中原地区的先进思想并在越国这个地方实践了,所以灭掉吴国,称霸中原地区,达到了“四分天下有其一”的极盛局面,他们留下了诸多至今值得重视的思想遗产。

3.从影响文化发展的关键内核来看,狭义的越文化是绍兴文化。

比较狭义的越文化,指的是原越国都城及其附近地区衍生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就是绍兴文化。绍兴文化是举世难有其匹的一种小地域文化。绍兴文化为什么发达?为什么能够为中国文化史乃至东亚文明史做出特别大的贡献,涌现那么多文化巨匠?一个根本的文化因子就是这里曾是越国的都城。在春秋战国之交和战国前期相当长时间,“四分天下有其一”的越国的都城是在这儿。因此,狭义越文化即以先秦越国的都城及其附近为空间范围,以越国文化为源头一直绵延到今天的古今绍兴文化。

4.从主导文化属性的重心区域来看,越文化又可理解为钱塘江以东的古今浙东文化。

在古代社会,钱塘江这条自然的天堑是重要的地理分割线,也是文化的分割线。钱塘江以东地区(绍兴、宁波、台州、温州、丽水、金华等)的文化和钱塘江以西地区(嘉兴、杭州和湖州)的文化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一直到明清时期,一直到黄宗羲那里都有很清晰的界定。几千年以来,钱塘江以东地区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性,经济、社会、文化都相对稳定、相对独立。因为这片地区是原来越国的后方腹地“大越”,是越国统治的最中心地区。这个范围上的越文化也叫“浙东文化”。

5. 从文化发生时空的长期统一性来看,越文化又可指古今浙江文化。

为什么会把整个浙江省的文化称作越文化呢?因为“越”还指原越国直接统治的主要区域,也就是今浙江省全境,因为,今天的浙江省的地理范围和历史上的越国所统治的主要地区是一致的。地理位置上的一致性,导致了整个浙江文化在历史上又保持着相对一致的独立性。所以越文化也指浙江文化。我们浙江省社科院过去有个越文化研究中心,上面希望研究的就是整个古今浙江文化。

6. 从文化的近邻作用面来看,越文化又指吴越文化或长三角文化

我们今天的整个长三角地区,也就是历史上的江浙一带,也叫江南地区,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和稳定。在先秦时期,长三角地区经历过文化的多次一体化。长江两岸主要是吴国的范围,钱塘江两边主要是越国的范围。越国曾经被吴国打败,因此,越国文化曾被吴国文化所覆盖。后来越国又灭掉了吴国,因此,越文化又开始强烈覆盖吴文化。如此一来,吴国的也好,越国的也好,范围内都是越国文化了,长三角地区就一直被越文化影响和渗透。战国晚期至公元前221年,越国文化经历一个逐渐的萎缩、衰退的过程,楚文化在这里蔓延扩散,长三角地区又被楚文化深深地覆盖。再后来大一统时代,长三角地区又有几次一体化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体化过程就是五代时期的吴越国,钱镠实现了对这一带的稳定统治。所以越文化又是“长三角文化”“江南文化”。

7.从文化辐射的影响范围来看,长江以南地区一直到广东沿海,这个地域文化也都叫越文化。

“越”还泛指长江沿线以南整个南方中国,直至古代越南的“百越”,因此,越文化还可以指南方百越文化。这也就是说,中国整个长江以南的广阔的、广袤的南方地区的文化都叫越文化。“百越”的概念在汉代就已出现。历史上中原人士曾把南方各土著民族都看作南蛮,叫“百越”。 “百越”土著民族为什么又和越国文化的“越”相关呢?因为在战国末年,随着越国的衰亡,越王勾践的子孙曾经向南方逃难,这样就把越国文化的种子带到了各个地区,播撒到今天的江西、福建、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甚至是越南以至于东南亚地区。

越文化的各种界定看起来杂乱,但是存在一个内核,内在的精神是一致的。越国文化是个源头,绍兴文化是个中心点,绍兴文化扩展开来了就是浙东文化,浙东文化再扩展就是浙江文化,浙江文化再扩展就是江浙地区文化,江浙文化再扩展就是秦汉以前的南方百越民族文化了。在各种界定内部,又有具体的分类,如绍兴文化内的经史学术文化、教育文化、文学艺术文化、民俗文化、水利文化、大禹文化、酒文化等等。

潘承玉:越文化在中国地域文化里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创新。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它一定是不断吐故纳新的,如果它一直是在原点上踏步的话,它就会死掉,变成一潭死水,越文化就在中华文化里充当了创新推进者的角色。

举个例子,公元一世纪前后,东汉年间,儒家文化走到了什么程度?走到了西汉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说极端神秘化、迷信化,从而散失活力、禁锢思想的境地。这个时期,越文化出来了一个文化巨子王充,王充是公元一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解剖者,他当时其实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判断(他的原话是“人有知学,则有力矣”),主张用理性逻辑和科学实验来验证一切知识的真伪,对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主流形态谶纬迷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在王充之后过了1500年,又出现了王阳明。王阳明提出心学,讲“致良知”、“知行合一”,他对程朱理学日益僵化带来的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判。阳明心学是对当时主流价值观的又一次鉴定反拨,按王阳明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守正创新,为中国后来一步步的发展,一次一次的度过灾难走向新生,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一直到民国时期,到鲁迅,他也是这样做的。越地先贤的思想一直比较前卫,因生长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带,少受占统治地位思想的束缚,相对自由,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研究,提出创新看法与救世之道。

潘承玉:上个世纪80年代大陆出现西方文化热,但实践证明,文化西化没有前途。所以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挖掘和整理传统文化,尤其是地方文化。因为地方文化是地域人民最便利的精神食粮。所以,地域文化日益成为显学,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有自觉追求文化、追求崇高、追求自我人格不断完善的内驱力。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的主要实践层面,乃是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为什么江浙沪一带经济社会发展国内外评价甚高?就因它的根基很深,根基深就是文化积累深。因此,经济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文化的竞争就要求学者不断挖掘地域文化的生命力,帮助地域内人民不断树立地域文化的自信。所以,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竞争特点越来越突出,地域文化研究也就越来越成为显学。

现在还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新冠疫情肺炎这种状况。现在大家都在讲“后疫情”时代,都在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人类的生存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包括看待文化的方式。在全人类面临的新冠疫情肺炎面前,可以说,中国人民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受住了检验和考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地域文化经受住了检验和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理直气壮地弘扬各个地域文化,共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让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间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丢,地域文化包括越文化当然也不能丢,它们是我们携带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以上经潘承玉教授审订并授权凤凰网独家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潘承玉教授简介】

潘承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2002),中山大学出站博士后(2005),2005年11月经浙江省高评委评审,破格晋升教授。现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执行主编、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从事明清文学和越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9项,在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献》《文史》《复旦学报》《北京师大学报》《浙江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以及《中外文学》《台大中文学报》(均台湾大学)、《成大中文学报》(成功大学)、《古今论衡》《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均台湾“中央研究院”)、《南大语言文化学报》(新加坡)、《国际中国学研究》(韩国)等国内外知名汉学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浙江省社科联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二等奖、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等多项。2006年起先后应邀赴香港大学、台湾大学、成功大学、佛光大学等校讲学。

代表专著:

1.《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人民出版社

2.《金瓶梅新证》,黄山书社

3.《南明文学研究》,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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